我的家庭简史｜淡豹：生如冒雪前行

家的故事，浓缩了几代人的生活史，记录了一个人的“来时路”。在对家的记录中，我们也更理解自己。春节临近，小红书发起“我的家庭简史”计划，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家史写作中。我们从投稿中精选几篇家史作品发布，以飨读者。本文作者淡豹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，青年作家，媒体人，著有小说集《美满》。

爷爷的记事本里没有物候

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三个记事本属于我姥姥。我带着它们搬家，从北方到南方，再从南方回到北方，告别黄花风铃木与木棉，回到白杨树耀眼的光斑与松针中间。我珍惜它们，又从没有打开它们，担心会看到痛苦、不舍、孤独。用时兴的概念来讲，我大概是“回避型人格”的本体。

就在这个月，奇特的因缘下，我打开了。本以为会是姥姥记她人情往来的本子，却是我外公退休后的日记。外公，我叫爷爷。

爷爷的记事本

这一本较完整的日记，从当年3月1日写到9月10日。他不是关心植物与物候的人，可以说，他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单位里、机构中、城市里，不太关心柳绿花红，更关心那些由机构界定的节奏、由人际互动和大环境事件引发的变化。这也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特点——它是单位塑造的城市，机构句读了它的生活。

因此他写每天的日期，以及是星期几，这是上班族的习惯。他不写当日的气温、天气、节气，也不写农历。

他写，3月17日，是个周六，他遍访沈阳当年较大的几家书店，“上午去东宇书店、马路湾书店，下午去北方图书城，欲购《难忘的1957》，未果。”

爷爷当了20年的“右派”。我认识他时，他已是老人了。他不常说年轻时的雄心，讲起那20年，他会说，青春易逝。

当年我并不太懂他的意思。到如今，每年都过得很快，那么快，不像小时候按着手指算日子等过年、等开学，我逐渐懂了。

他写每天有哪些老同事、亲人、朋友打来电话。

他写哪天上午和姥姥一起去买菜，误过了老同事兼邻居的来访。

3月13日，是个周二。“整天在家休息，晚上吃蒸饺。真想三个姑娘都回来吃，但只兰兰一人来了。冬冬、绿绿都有事未来。”

这本日记，正写在我高考那年。我是随爷爷姥姥长大的，虽然高中住校，不再日日在家，他也记下家长会上老师说了什么，传来了哪些大学的消息。有一天他写，我“地理考得最差，仅30分”。

从春天老师“督战”，到夏天高考，再到秋天我离家到北京去上大学，他记下这些等待中的焦急，以及告别中的欣喜。

但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二月，我舅舅去世了。爷爷姥姥膝下有一男三女，舅舅，我叫大舅，之后跟着两位姨妈和我母亲，也就是他企盼回家吃饭的冬冬、绿绿、兰兰。也就是因此，他更想念她们，总希望能聚齐。

作者和爷爷在幼年居住的单位宿舍院门口

工作日记里有琐事也有委屈

舅舅去世时刚48岁，而且是查出患病后几个月间经历手术失败而去世。他也没有孩子，是当时少见的“丁克”家庭，这也并非心甘情愿的选择，而是生活到了某个境地后的不得已。黑发人骤然而逝，对于爷爷姥姥是尤其大的打击。

我知道看日记我会心碎。极其难过的一段，是3月6日，周二的。他写，那天他为我舅舅烧三七。“已走21天了。真想儿子！”

这大概是为什么他少有地记了天气，“雪”。

后来他又在开头“为夏阳烧三七”前，加了“冒雪”二字。

爷爷的日记

这种感同身受、睹物思人，以及这种对于天象与道德关系的想象，是中国古人感受景观的方式，也是身为中国人的传统，再多的机构、单位与城市，也不会改变我们这一点，暴雨中，我们感到天在落泪。举头看见月亮，仿佛看见家乡。冒雪去墓园，身上冷，也觉得地下的人应加寒衣，也觉得那飘飘荡荡的不仅是雪，也是来自上天的某种语言。

然后他写，这一天去的共有八人，都是谁。

而后是，回来后，他下午在看我舅舅的工作日记。这也是中国人写内心的方式，古诗之中、《三言二拍》之中，皆是如此。在这种情感习惯下，他不会说“我因为难过而又打开了儿子的工作日志”，只是述说一件事后跟着的另一件事，读的人自会补白。

“下午看夏阳遗稿：工作日记、笔记本几万字。孩子真是辛苦了，干了这么多侍候人的工作。晚上冬冬来陪，然后离去。”

看到这里，觉得爷爷真是好爸爸，好人。我舅舅年轻时是记者，文字功夫好，去做了领导秘书，后来长期在办公厅工作。他在世时，爷爷姥姥也以他为骄傲，去世后，他们读出来他活着时的委屈。

舅舅的工作日记里大抵不会直接去写委屈，但好的父母就是这样，会痛惜人，会觉得那些迎来送往中太多曲意逢迎，太多没有实现的雄心与价值，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难过——其实，好的父母也可能会在人活着时不断激励其前行、让人放下委屈，但至少，在人去世后，好的父母会为孩子难过、遗憾。

写着写着，愈来愈觉得这份《我的家庭简史》成为了一种嵌套性的文本，其中有多重的阅读与阐释。从第一种文本与阅读——我读爷爷的日记——说起，写到第二种文本与阅读——爷爷读舅舅的日记；而舅舅的日记之外，其实，我还经历了另外一类文本，那就是舅舅的“文学”，他身后留下的创作。

那是他去世后，家人在他办公室桌子里发现的。都是原稿纸上写的手稿。他写了小说，还写了三十八集电视剧——没写完。

他在世时，没人知道他写这些。我们知道的是他是公务员，应酬不多，在单位里、成年人“必须”打交道的圈子里很少有算得上知交的友人。他又没有孩子，周末时常聚会的是他下乡当知青时的几位朋友，一起下围棋。此外的生活，往往是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，写材料，烟的消耗量很大。他也喜欢狗，有时他会说，“狗比人好。”

他早逝，他留下了他的“文学”

我上中学时，有时去舅舅家拿书来看。我住在爷爷姥姥家，高中之前，搬过两次家，经历了住房改革，但始终跟舅舅、舅妈家在同一个院落的不同单元，只是所处的院落换了，从单位宿舍院到早期的单位集资建房院，再到商品房小区——这也是“单位塑造的城市”中空间的特点。

我从他那里拿的与文学有关的书，包括李敬泽的《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》，还有余华的随笔，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》《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》，以及《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》。我跟着这几本书去“学看书”，学怎样看懂小说（到十年后去看美国人布鲁克斯和沃伦编的《小说鉴赏》又是另一种学法），甚至因此跟着《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》去沈阳202医院背后的一家小店买盗版古典音乐碟，几年之间，从3块5一张，一直买到6块一张——但到今天，我也听不懂古典音乐，完全感知不到赋格的结构，而当年那些碟片，是一种想要朝向“懂”、想要跟着这些随笔去感受美的朝圣心情。而随着这些碟片一起买回来的Radiohead，以及在隔壁租碟行租的那些电影，我是听下去，也看下去了。

其中一本余华的随笔集，扉页上有“赠夏阳 余华”的题字。舅舅在世时，我从来没有问过来由，舅舅去世后，也没有机会再问了。我们知道的是，舅舅并不“认识”余华，至少我们没听说过。一位来自江苏、生活在北京的大作家，又怎么可能认识辽宁的一个公务员呢？

这一系列随笔集是1990年代的末尾出版的。在那个阶段，舅舅已“无暇”下围棋了。他愁眉不展，烟雾缭绕，做那些爷爷笔下“侍候人”的事。我想，舅舅也不太可能排队在某家书店听讲演，请余华签名。更何况，那不是网络时代或读图时代，当年的作家做面对公众的见面、公开演讲活动，也不像如今这么多。

我的猜测是，舅舅也许参加了某次宴请，某人组织的某场饭局，席间也有余华。也许舅舅知道他会在场，带了书去。也许是新随笔刚出版，作家或出版人带了去，赠与席间人士。

还有可能，是有友人知道他喜欢小说，喜欢关于小说的解读，喜欢把古典音乐放到最响最响，在里面沉下去，喜欢《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》和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》。第三类文本，也就是舅舅的创作，是那样隐秘的文本，而他读的那些书，我的故事中的第四类文本，是那样荡漾着水波纹的、轻盈明亮、具备能波及人的力量的文本。所以，有能接触到余华的友人，帮他求了一本书，拿回来送给他。他没有和余华见过面。

这是个幸福的故事，也是个悲哀的故事。

作者舅舅年轻时

舅舅书里的签名，我去追索

我们家没有人能想到，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我们家对文学感兴趣，后来写小说的那个人会是我。就像没有人会想到，希望成为图书管理员、喜欢下围棋的舅舅，当了新华社记者，之后以“侍候人”、写材料为生。他的才能“被看见了”，又沉没了，之后早逝。

我曾经哭过，为舅舅写的小说始终躺在抽屉里。也多少是因为这一点，某一天开始，我想要把自己写完后放在文件夹里的小说拿出来，去投稿，不当抽屉作者。

在2022年夏天，一次图书活动上，我听说有机会见到余华。去之前我就想好了，如果能跟他说话，我会问他那个问题。实际也是这样。有一会儿，他身边没什么人，我走了过去，问，老师，您认识夏阳吗？

很突兀的问题。我说，辽宁省的夏阳，在某某单位工作，沈阳人。

他不认识。我也是这样估计的。但我多少有些失望。我曾设想过，有没有一点点可能，我舅舅写过的小说，他拿给“文学界”看过。有没有一点可能，抽屉之外有人知道他写过那些。但确实，更合理的过程，确实就是某场饭局，某个中间人，某位热心友人的中介下，得到了一本书，他读过，他珍惜，之后我读过，我疑惑。

我想了许多许多年的问题，问了出来。我没有更多的疑惑了，剩下的只有可惜。也不是可惜才能、才华，我不能担保我舅舅更适合写小说，或者更擅长、更希望做记者，而不是公务员。事实上，我始终觉得人的才华没什么要可惜的。像爷爷一样，我可惜青春，我可惜生命，我可惜所有那些不能选择的、只能接受的命运中的无尽遗憾，即便我们拥抱了命运，也遗憾。这种感觉，就像爷爷写的“冒雪”。人生如冒雪前行。看到冒雪我就想起北方，想起生命中那些覆盖着厚雪的煤堆和井盖，想起因冷和干燥而刺鼻的空气，想起我的家庭。冒雪前行是我们的生活，也是我们的命运，我对此无话可说。

“我开始做起小说来”

而在这一切之间，用鲁迅的话说，“我开始做起小说来”。

于是有了第五类文本。

回答采访题目或读者提问时，回避型人格仍然发挥着作用，我不想也不敢说某个细节与自己的直接经验有关。不想让人了解我的作品，也不想自己被了解。我会说，哦，某一篇中我在模仿男性的口吻。哦，那一篇完全是编造，因为我对某个问题感兴趣，你要知道，那个问题，它是“社会问题”。之后我谈一些社会新闻，以及一些社会学的概念，就仿佛讲了“社会”，就可以离开“个人”。

在一篇叫《旅行家》的小说里，我用一节写了我的舅舅，他化身为一个符号，而叙事者，“我”，一个看起来顺利但失败感极强的中年男人，咀嚼舅舅的一生，带着恐惧看着自己走在类似的道路上。多年舅甥成兄弟。

《旅行家》最初发表于《花城》杂志，后收进我的小说集《美满》。《美满》的封面由我十分喜爱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山川设计，封面的图像来自于我的好友，艺术家常羽辰的作品《珊瑚辞典》。

从写完《旅行家》到现在，已经过了六年。我的想法改变了，现在，带着新的年龄，带着我疯狂吃进的维生素D和吞进眼眶的新的眼泪，我重新看常羽辰的珊瑚。以前我看到难过，现在我看到灵活。我们的人生，充满着那些沟壑孔洞，但谁又能说，那些孔洞不是我们生命的纵深，不是我们小小的自由之地？我们的人生——又是一个极为中国的句子——从根本上讲，“更与何人说”。孔洞不需要摊平变成2D的图像，无法也不需要被完全理解，那里面有我们退缩的自由，带着遗憾的试探，向内的探索。

更与何人说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留下文本如留下密语，钻研字符如凿打孔洞，层累的文本与不断的阅读之间，我们把自己拉到其他人的面前，拉到人们中间，我们倾听，我们解释，我们诉说，诉说不止。